录相放映，进化到一定程度，便是电视放映；而电视放映再进化，则是进入家庭。这时，政府主导的文化，便可以向更高级的方向发展，譬如文艺演出队、老年舞蹈队等。当然，文艺演出队现在也可成立。
当然这些设想，得一步步来。譬如这录相放映，前期可能先在乡政府所在的搞一个，然后有了经验，特别是有了钱后，逐步推广，争取两年内推广到全乡。
本来，安岭等着乡上干部从各村回来后，就让大家在这个《规划》基础上，充实数字，提出意见。但一件意外事情，打断了安岭的安排。
这个意外事件，属于好事。
国家正式发文，要求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人民政府，而在乡镇政府内部机构设置上，则完全采用的是安岭提出的“一队四中心”建构模式。
撤销人民公社，组建乡镇人民政府，简称为“公社改乡”，看起来不难，实际上非常难。最难的是人员安排。
原来的公社时期，啥“革委会副主任”设置数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现在肯定涉及到裁撤人员问题。
虽然冲白河乡的“试点”结束了，县上的相关报告早就交了上去。但侯成贵“搅局”的事，还是让叙州地委感觉到了头痛，这事儿，甚至闹到了天西省委那里。
当然，众人深知“不破不立”的道理，想要把“一队四中心”建立起来，就必须对旧有人员制度安排进行定位清除。
而谁对这事儿有经验呢，县委主要领导自然想到了安岭。
由此，安岭被临时抽到了西岭县，担任“西岭县‘公社改乡’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
只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当安岭刚刚到达县城第二天，叙州地委的文件到了，临时抽调安岭去“叙州地区‘公社改乡’领导小组办公室”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其“办公室主任”安岭也熟悉，就是叙州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庄成洛同志。
尼玛，这个级别高了，把自己当成正县级领导使用啊。
正县级？安岭想多了。他的冲白河乡党委书记没有免掉呢，而且新任职务并不调动工作关系，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关系还在西岭县，具体来说还在冲白河乡。
当然安岭也只是YY罢了，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不过是把他当成一把好“劳力”，好使唤罢了。
地委同县委抢人才，也说得很清楚，主要是请安岭同志给大家讲讲课，然后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公社改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或对策。
西岭县对此真心不好说什么。因为西岭县方面其实也是这么想的。毕竟，大家都心照不宣，主要领导同志都知道“公社改乡”这核心的文件就是安岭搞试点搞出来的啊。
于是，安岭便开始了他梦境醒后的上课过程。
先在地委行署会议室上，听课的人，全部是来自各县最低为副科级领导干部的人，也即公社党委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都来了。
安岭在请示地委主要领导后，决定把这堂课讲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课，公社改乡，只有放在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才能让大家明白其意义。
在讲课中，安岭先列举公社体制的特点：强调政治挂帅，强调集体劳动，集体经营，喜欢大一统，特别注重公平，而所谓的公平就是“按人头分配”。
包产到户体制正好与之相反：强调经济驱动，强调家庭经营，强调个体劳动，经营方式灵活多变，在注重政策公平之下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公社体制下，干十年二十年，大家都一样穷，或都一样富，因为大家做的一样，跑的一样快，最后分配到家里的，也相差无几。
但事实证明了，公社体制下，大家并没有富起来，并没有一样富，而只是一样穷。革命成功几十年了，在广大农村，依然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生病时无钱看病吃药。
包产到户体制下，在符合政策与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如体育场上的长跑比赛，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跑得快多得，跑得慢少得；有的善于做庄稼，可能多收粮食；有的善于养猪养羊，可以多出栏牲畜；有的善于经商，可以摆摊经营；有的有一门手艺，可以凭手艺挣钱。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公社体制下，因为干多干少都差不多，所以干活时梭边边、磨洋工，或总是抢轻松的活儿做，这不是思想觉悟高不高的问题，而是人之本性的问题。因为人天生就有懒惰的性情，总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够不劳而获，为何要吃苦受累呢？
在包产到户体制下，如果你不劳动，你的庄稼就没别人的长得好，最后收进仓库的粮食就会比别人少；别人粮多，可以吃干的，可以卖了粮食买衣服买皮鞋买肉食，你粮少，卖了就没粮吃就得饿饭。
所以在包产到户体制下，每个家庭、每个人背后好像有人拿鞭子在抽着你跑一样，想要生活好，就得下苦力气，想要腰包里票子多，就得下苦力气。
如果说，公社体制是懒人政治，是懒人有福；那么，包产到户的新政策，就是讲各显本领，勤劳致富。
公社体制下，由于大家劳动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导致粮食产量低下，其他收入减少，所以每年生产队交了国家的公粮（统销粮）外，生产队所剩就不多了；每年到了二月三月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家里就没了粮食，这时还得国家拿出救济粮、返销粮“返”给农民，否则，农民只有饿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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