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在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神情严肃地向到会军官交代说：“我们肩负着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工作是保密的，请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你们的父母妻儿。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你们的回答是，拟订军校的教学计划。”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秘密通行证，他们外出一律着便装，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化装成叫花子或生意人，到南京的郊区、上海、苏州、无锡等地看地形，画地图。为了工作方便，两个月以后，他们将办公室转移到了苏州的留园，对外是搞绿化的办公室。
这些人的办事效率称得上一流水平，不到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拿出了修建兴登堡防线的草图。张治中从苏州赶到南京，向洋顾问汇报了他们的工作，递上了他们绘出的草图。
洋顾问看后，在草图的右上角作了批示：构思甚好，以淞沪线、吴福线、锡澄线为第一主要阵地，吴福线、锡澄线又是主要之主要阵地。南京防御区在城外构筑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在乌龙山、栖霞山、青龙山、淳化镇、牛首山、大胜关一线，形成大弧形阵地。
复廓阵地以南京城墙为内廓，在紫金山、麒麟门、雨花台、下关、幕府山要塞炮台一线为外廓阵地，形成内外城两线，相互利用。在江北浦口构筑桥头堡阵地，在后头山、大连山、湖熟、秣陵关、江宁镇一线布置警戒阵地。
洋顾问批示十分具体，张治中又将它转给了蒋光头。蒋光头看罢，在草图上批示：请严格按照关于兴登堡防线的标准施工。
蒋光头还向张治中口头交代：“为了保密，兴登堡防线的施工一律不用民工，全部由部队士兵承担。”
张治中奉命后，命令第三二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担任吴福线、锡澄线的施工任务。施工期间，法肯豪森亲自到苏州、无锡督工。他名义上是观光旅游，脖子上还挂着一架莱卡照相机，在苏州虎丘、拙政园、沧浪亭、天平山游览，实际上他是秘密视察天福线的施工情况的。
兴登堡防线完工后，刚从德国进口的大炮便运进了工事，并安排了防御军事演习。蒋光头看到坚固的工事，配备齐全的武器和正规化的军事演习，十分满意地说：“很好，很好，一旦战争爆发，敌人想进首都南京，那一定比登天还难。”
当上海失守后，蒋光头把洋顾问找来，问他南京怎么守时，洋顾问提出利用早已修筑好的兴登堡防线抵御日军。蒋光头不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悔地说：“我们犯了顾此失彼的大错误，淞沪战役爆发，一时慌了手脚，将原来防守兴登堡防线的1个师全部调往上海作战，这些部队基本上都打残废了。部队一走，恰逢下暴雨，这些工事全积满了水，现在都无法使用了。现在我们不能指望兴登堡防线的工事了，还是尽快想个保卫首都的方案。”
法肯豪森正要开口，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蒋光头拿起电话，一听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打来的。他将电话交给法肯豪森后，双方在电话里说了很长时间。法肯豪森挂断电话后，眼睛盯着蒋光头看了片刻，开口说：“华夏目前经济落后，军队装备也差，如果继续打下去，华夏的经济一定会走向崩溃。所以，我主张设法停止战争，能和则和。”
“什么？”蒋光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自法肯豪森来华夏后，他一直坚决主张抗击日本的侵略行为。
法肯豪森见他瞪着双眼看着自己，重复一遍说：“我主张停止战争，能和则和。”
蒋光头这才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毛病，他不明白德国驻华大使和法肯豪森说了什么，令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抗日走向妥协。
法肯豪森顾不得蒋光头惊愕的反应，径自走了。蒋光头立马派戴笠跟踪调查原因，很快原因就查明了，原来是日本人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让他们劝说蒋光头同意日本提出的七项和平谈判条件。日本的七项和平谈判条件是：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独立于华夏的自治ZF。
（）在华北，以满洲国国境至天津、北平以南划定为非武装地区，由华夏警察队担任维持治安。如立即缔结和约，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南京ZF，惟希望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如和平现在不能成立，即有必要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在缔结和约后其机能将继续存在。在经济方面，事变前已在谈判的开发矿产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日本的要求。
（）上海非武装区须扩大，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关于其他方面没有再加以改变的企图。
（4）要求华夏停止抗日政策。
（5）共同防G。
（6）降低日本货进口税。
（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蒋光头听后，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果然，陶德曼很快将日本人的意见告诉了蒋光头。蒋光头想也不想，一口拒绝了日本的七项和平谈判条件。
陶德曼在与蒋光头接触的第二天，代表德国ZF通知法肯豪森，要求他按照德国ZF的旨意，不要再为华夏抗日出谋划策，并要他在南京军界要员和ZF要员中，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说服华夏在适当的机会停止抗战，尤其要劝说蒋光头，接受日本人的七项和谈条件。
可是，蒋光头既已回绝了这个条件。所以，尽管法肯豪森再三做工作，他也不会同意的。
日军进攻上海时伤亡较大，需要一定的时间休整补充人员和弹药。加之要调整指挥关系，等待统帅部的作战命令，因此，推迟了进军南京的时间。
华德关系：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ZF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4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ZF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
由于华夏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华夏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194年8月，国民ZF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华夏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华夏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种易货贸易合同，华夏采购额迅速扩大。
至195年底，南京ZF在德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1亿马克。从订货的种类来看，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这些武器显然为对日作战所需。同时，为启动塞克特提出的发展华夏国防工业的计划和满足对德出口矿产品的需要，华夏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196年4月，中德两国ZF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ZF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ZF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ZF向华夏南京ZF提供1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对国民ZF来说，ZF间的新合同无疑比同私人签订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别是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来看；但对德国ZF来说，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
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华夏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华夏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华夏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ZF从后台走到前台。
197年6月，国民ZF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事项，德国ZF再次肯定了易货贸易的原则，并表示愿调遣军事和技术人员来华服务。这次访问的结果表明，在华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德之间仍保持着友好关系。
196年和197年是华夏购买德国.军火的*。华夏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
自19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华夏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亿马克，截至197年10月，由德国运抵华夏的军火为5000万马克。随后在11月，应华夏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00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1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如此看来，在华夏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华夏，这对加强华夏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华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19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以总顾问的名义向华夏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光头委派赴华北前线同华夏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ZF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
8月1日，国民ZF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87、88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华夏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华夏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100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
华日战争迅速升级并趋于旷日持久，意味着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的终结。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华夏表示德日《反GC国际协定》同华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
197年10月下旬至198年1月中旬，德国ZF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华日冲突。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ZF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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