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财上了董书记的车，并且车子已经启动了。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朱世寿和梁瑞君两个人。朱世寿自然上了自己的车，这就让梁瑞君感到有些为难了。上董书记的车吧！觉得不合适，并且董书记的车了没有停下来等自己的意思；上朱世寿的车吧，自己不仅是第一次见朱世寿，而且朱世寿又是朱世财的哥哥，自己还未过朱家的门，单独和大伯子一起，心里觉得有些顾忌。
董书记和朱世财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驾驶员启动车子后，也没有让驾驶员把车子停下来让梁瑞君上车。
朱世寿上车后见董书记的车已经启动，梁瑞君却迟迟没有上车，也不知道她心里要想什么，就对着窗外喊道：“小梁，上车吧！”
见董书记的车子已经启动，并且没有等她的意思，再加上听到朱世寿的喊声，梁瑞君只好上了朱世寿的车，虽然心里感到有些别扭。
董文化的驾驶员王有术，年龄三十多岁，已经跟董书记开了好几年车。王有术能够给董文化开车，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是董文化刚从县委书记位置上调到地委，任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部长不久。虽然是从县上调到了地委机关，但地委宣传部毕竟只是一个部门。不象在县上当书记是那样有专车。到了地委宣传部，虽然作为宣传部的主要领导，其用车是要保证，但地委宣传部只有一辆车，就不能象在县上当书记时那样，时时处处都有车用。
这天，蜀都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到绵江检查工作。本来作为部长的董文化应该去陪同，但因为这位副部长是临时决定到绵江的，来得非常突然，之前地委已经通知了一个由董文化主持的全市性会议，董文化只好让一个副部长先行陪同，自己在会后再赶去陪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到绵江后就要赶到下面去，临时调车来不及，地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就只好先把部里的车子安排给部里的副部长，让地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先陪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下去，然后再重新在外单位找车，到时候送董文化去陪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次调来的车是地区文化局的一个车子。驾驶员就是这个王有术。
王有术认识董文化，但文化因为是刚从县上调到地区的，因此对王有术不熟悉。在去陪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路上出现了一个突然情况，而这个王有术却很好地处理了。这让董文化对王有术印象非常深刻。
路子出现的突然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董文化主持的会议结束得比较晚，会议结束要赶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检查的县，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能够尽可能快一点赶到，一上车就对王有术说：“你路上开快一点。”
领导提出了要求，作为驾驶员的王有术当然只有按领导的要求，把车子开得尽可能地快一点。交通术语经常讲“十个车祸九个快”，就因为一路上王有术都开得比较快，在离目的大约还有几公路的一段路上，因为路面情况比较好，王有术比在其他路段开得更快。没曾想，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路边窜出一条狂奔着的大花狗来。王有术下意识地一脚刹车，往右边打了一下方向后又往左边打了一个方向，就在汽车的这一右一左的转向中，大花狗窜过了，汽车也驶在了道路中间。一个有惊无险的虚惊。如果不是王有术这一右一左的处理，大花狗肯定撞在车头上，而车子被这只几十斤的冲力一冲，不翻车也会被冲到路边的水沟里。如此一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谁也说不清。由于王有术的机智处理，董文化的身子虽然因为急刹车猛地往前冲了一下，但因为车子继续向前路所带来的向后的力量，使董文化的身子又重重地靠在了后背上。如此一来，对于董文化来讲，也就仅仅是一场虚惊，身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董文化曾遭遇过类似的车祸，因此心有余悸。对于王有术这一次的应急处理，董文化感到非常满意，觉得这个驾驶的驾驶经验丰富。如果应急处理经验不丰富，象这种情况，肯定不死都会伤。这之后不久，因为地委委员是地委领导，地委就按以往的做法，给地委宣传部新配了一辆车。董文化也就很自然地想到把王有术调到了地委宣传部。董文化担任地委副书记后，把王有术也带到地委办公室继续给他开车。
领导的驾驶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特别是在驾驶员稀少的年代，因为他们掌握着汽车的方向盘，他们也就成了对汽车最具有发言权的人。汽车是以高速度在路上行驶的，人坐在车上，如果汽车出现毛病或者是出现车祸，就完全可能给坐在车上的人造成生命危险。这样一来，对于坐车的人来说，汽车车况好不好就至关重要。但车况好与不好，除了驾驶员外，其他人是无法判断的。即使是对车子有一些了解的，也不敢轻易说某辆汽车能不能正常行驶。因为谁也保不准车子在行驶的途中不会发生问题。由于这种特殊性，领导不愿得罪驾驶员，其他人也不敢得罪驾驶员。把驾驶员得罪了，或者是驾驶员思想上有情绪，在开车的途中弄出一点事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谁愿意坐没有安全保证的车？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当领导的同样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曾经发生过因为驾驶员对领导有意见，最后驾驶员连领导带车子一起开到河里的事件。据说那是西南某市一个机关的驾驶员，因为调工资问题，驾驶员觉得自己工资低，向领导提出希望能够把他列入调资范围。但反映后没有能够如愿，一气之下，就将汽车连车带坐在车上的领导一起开到河里去了。这次事件发生扣，领导们就更是不敢轻易得罪驾驶员了——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是从驾驶员这个角度来说驾驶员的特殊性。
从领导的角度来讲，秘书和驾驶员作为领导干部在平常日子里单独接触最多的人，身份和地位非常特殊。而驾驶员可以说又更为特殊。能够开车的领导不多。不会开车，要走哪里就自然离不了驾驶员。这样，驾驶员就成了了解和掌握领导公开不公开的东西最多的人。同时，只要一上车，自己的身家性命就全交给了驾驶员。这样一来，领导对驾驶员可以说是不仅是关爱有加，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将就。这种关爱和将就，有自愿的，也有虽不自愿但却双无可奈何的。
驾驶员和领导的秘书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特殊。虽然驾驶员和秘书各自的分工不同，但由于领导们走哪里都离不了驾驶员，相对而言，驾驶员在领导的心目中会更重一些。这一点，作为秘书的人如果认识不到，不会很好地和驾驶员相处，甚至想在驾驶员面前摆谱，驾驶员就完全不会卖秘书的帐。秘书更多地是必须依赖领导才能获得应有的地位，而驾驶员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某种程度上讲对于领导的依赖性要相对小一些。也就是说在领导的心目中，驾驶员的地位比秘书更重一些。这样的话，如果秘书和驾驶员处不好，即使驾驶当面不说秘书的坏话，背后在领导面前下秘书的烂药，作秘书的人肯定是会吃亏的。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原因是秘书都是干部身份，并且文化程度都比较高；而驾驶员都是工人身份，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在社会上的地位完全不同，因此，作为干部的秘书就容易瞧不起是工人的驾驶员。如果秘书会处，不在驾驶员面前拿架子、摆身份，尊重驾驶员，驾驶员也会理解做秘书的难处，一般不会为难秘书。
当然，如果秘书和驾驶员能够和谐相处，因为同属于一个领导，两人很容易成为利益倏关的同谋者。
对于领导工作上的行程安排，秘书是清楚的，因而一般情况下如果秘书和领导要一起行动，领导是不会开口说到哪里，而是由秘书说到哪里，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上车到哪里驾驶员都听秘书的。
董文化一听是到绵江大酒店，对对朱世财说：“到那个地方去干啥？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了。”董文化经常到绵江大酒店，知道那里的消费不是一般人能够消费的。他之前到绵江酒店，基本上都是公款消费，现在，朱世财要请他吃饭也要到那里去，发自内心地觉得没有必要。
“我们来时已经在那里订了房间。”朱世财说。
听朱世财这么说，董文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作为一个地委副书记，什么场合没有见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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