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也是连连点头，“之前看王建阳的《天演论》《葡史》两书便为王生之文字击节赞叹，此文之雄辩滔滔更胜前书了。”
不管朝中对王文龙的文章议论如何，但是在孙承宗看来王文龙的文章的确是写得好。
在孙承宗看来，这篇文章写的好处不是在于辞藻上多么华丽、引用了多少典故，而是王文龙的思维足够严谨，不会犯李三才那种胡乱攀扯的毛病。
而王文龙写这篇文章之时自己也是动了感情，有那么厚重的历史放在文字之中，哪怕他再是落笔朴实，言语之中未免也都带上了磅礴之气。
书斋之中读书读到头脑昏沉的文人，或许觉得李三才的奏折才是写的好，字字珠玑，声泪俱下，但是对于孙承宗和房守士这种实际做过事情的人来说王文龙的文章胜过李三才团锦簇的文字多少倍。
一下就让孙承宗想起了当时读《葡萄牙国史》的惊艳感觉
这也就是因为《国富论》这种书籍远远没有《葡萄牙国史》引人注目所以流传速度不快，到现在出了江浙地区大多数地方的读书人都还没听过王文龙的这一本著作，否则若是孙承宗此时读过《国富论》只怕对于王文龙的文字更加会印象深刻。
……
此时在京城之中早已经是讨论的无比激烈。
众人讨论的矛盾聚焦在两点：该不该对海商增加税收？如果把收税额度转向海外商贸和发行船引皇帝是不是就要撤回太监了？
就像万历皇帝对众臣表示如果他们再吵闹那么立太子的事情就再晚一年一样，他实在太熟悉这群文官们的心态，说的话模棱两可，既没有许诺什么，却又把文官们期待的政策放在天边，像是蹦一蹦就触手可及，以此吊着他们。
这是次皇帝第一次对于税收政策松口，官员们害怕万历皇帝又缩了回去，既不敢反对，但也不愿支持。
本来要减税，结果你还加税，以东林党和浙党为代表的江南官员大部分都不表支持。
这是很明显分化江南士大夫阶级的问题。
小商人对此支持，可是有能力做海贸的大士商则知道这些论题一旦通过就会给自己身上套上重重枷锁，以后做海贸非但要面临高额的税收还要付出船引等等成本。
而且向全民发卖船引——得到船引的小商人说不定也会聚集在一起合股出海，定然加剧海贸竞争。
大商人和小商人之间的矛盾在朝堂之上也就显露出来。
江南官员们觉得皇帝实在是损透了，你直接把税收给减免了不好吗？干嘛把这个烫手山芋又转嫁到海贸之上？偏偏说的还有点道理，这就更麻烦。
好在这篇文稿是常州诸生发出来的，那地方天然就带着政治正确，顾宪成、高攀龙的名字都在聚奏名单之下呢，攻击王文龙的言论倒是没有多少。
而小商人也不是没有后台的——一些地方官员甚至觉得这文告之中的办法不错。
他们表示让皇帝去收海商的税吧，能把地方上的矿监税吏和重重钞关撤走就是善莫大焉。
后续的讨论也基本上在这个框架里打转，吵来吵去没有结果，倒是让王文龙的名字被许多人知道。
正如当年徐渭替胡宗宪写《进白鹿表》被嘉靖皇帝称赞之后瞬间天下扬名一样。
读书人的文字被皇家赞叹绝对是一等一的扬名办法，伴随着天下议论，王文龙的名字像长了翅膀一样转瞬间飞遍九州，想不被人注意都不可得了。
……
徐学聚走进《旬报》编辑部的时候王文龙正端着饭碗边扒饭边看报纸。
新一期的《旬报》即将发行，王文龙和众编辑全都待在编辑部里加班——《旬报》已经成为这时代少有的需要定期加班的单位。
“藩台大人请进，用过饭了吗？”
“还没用，就在这里搭伙吧。”徐学聚走进屋中，递过一封文书，王文龙瞅了一眼就知道又是八百里加急。
“徐学聚道：这是沈阁老来的信，询问建阳该如何应对此时局势？”
这就是王文龙名气陡然攀升带来的结果了，他的文告在朝中引起议论纷纷，争论实在太大，各个官员处理与他相关的意见时都需要再三斟酌。
沈一贯和徐学聚都是浙江兰溪人，沈一贯干脆利用私人关系，直接把问题问道王文龙这里，也是对王文龙尊重的意思。
王文龙连忙放下碗，擦了擦手接过。
“大人稍坐。”上次沈一贯的信好歹是给徐学聚和王文龙写的，而此时这封信经由徐学聚之手直接写给王文龙。
沈阁老来的信啊，王文龙也必须重视。
徐学聚也不催促，与王文龙对桌而坐，王平保去给徐学聚叫饭。
现在《旬报》编辑部里头自己开设了小厨房，煎炒烹炸都能来得，不一会儿饭菜就上来了，伙食不错，今天吃的是煎海鱼、蚵仔汤、老酒蒸猪肉、地瓜干饭。
徐学聚一边等待着王文龙思索一边吃饭，他的吃相很有派，吃秋刀鱼都要将骨头唆溜干净然后一根一根放在盘子里。
半晌之后，王文龙才抬头道：“谁也没想到这篇文章能够传开，估计过不了多久热度就会消散。”
热度当然会消散，但是影响肯定非常深远。
这文章之中的政策没有一篇短时间之内可以实行下去，但是已经引起众人讨论，以后伴随着大明的矛盾日益尖锐，其中许多内容肯定还会被反复提起。
不要说到天启崇祯年间，就说此时往下万历皇帝还能活二十年，二十年间派太监收税收的整个大明不要不要的。
再让太监收个十几年税，王文龙的办法一定越来越有吸引力。
但此时这话不用说，此时此刻徐学聚和王文龙也是一样的判断，他点头说道：“想必沈阁老问的就是这段时间之内的做法。”
王文龙说道：“如今朝议纷纷，只因为圣上用我的文告来搪塞百官，沈阁老若要撇清自己嫌疑，不如也上疏言废矿监之事。”
徐学聚十分同意，但又犹豫说道：“但此上疏必须力加斟酌，若换做旁人还好，偏偏是沈阁老来做时……又分外难了。”
王文龙闻言不禁笑起来，徐学聚也露出苦笑。
沈一贯此时当然应该上疏表明自己站在文官的立场，换成谁都会这么做。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赵志皋老的实在写不动东西，只怕这篇文章赵志皋早就写上去了，反对矿监税吏不只是此时官员的政治正确，客观来说对于百姓绝对也是大德政。
客观来说，天下的文官有千万不对，东林党再是道貌岸然心思狡诈，都无法改变万历皇帝的矿监政策是恶政的事实。
万历皇帝收上去的税可不是什么万历三大征掉了——万历三大征的大部分是国库里的钱粮，内库可没往这三件事情上掏多少钱，而且万历三大征今年就打完了，万历的矿税可还要收二十年呢……
万历的钱大部分就是宅家的他自己掉了。
这年代皇家造一个正殿的费四五万两已经算非常节省，百年后，乾隆造避暑山庄的正殿，木材用上上好的楠木直接就费了七万多两。
而造出来的正殿实际面积还没有后世一个n线城市的地产商售楼部大。
相比之下七万两是什么概念？颇为富庶的松江府一年上缴的金银也就八万两。
——一个富裕的州府，一年百姓的税银也就够修个售楼部面积的宫殿，还不包括内装的费用。
这年头的生产力太落后，稍上档次的消费所动用的钱财不是后世可以想象的。
万历皇帝不出门，但是这样的钱可是着实不少。
史有明载的大开销：修定陵了八百万，册封皇子费一千二百万，过个生日平均费二十多万两，更别说有事没事修修房子，养养小动物。
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十年的矿税落在他手上的金银换算成白银总共才六百万两左右，都不够他的，还要定期把国库的银子搬到内库中销。
而对百姓造成的负担远胜于此，就比如说房守士担任巡抚的山西，后世史学家计算山西税监太监孙朝每年收税至少在四万五千两，其中只上交给万历皇帝一万六千两，剩下的二万多两全部被他以及手下私吞。
孙朝已经算不错的了，只因为山西太穷，南方的富裕省份太监贪污的数额远不是孙朝可比的。
对于此万历皇帝不闻不问，甚至包庇太监，只为了更轻松的从民间捞钱。
关键是这些钱他完全可以不捞，只要把奢侈性的消费减少一点，实实在在就能大大减轻民间负担。
甚至只要能够把这钱多向辽东倾斜一点，萨尔浒之战也不会打成那个鸟样子。
道理是这个道理，事也是这些事。
但偏偏不好劝。
阁老沈一贯是个老奸巨猾的性格。
沈一贯肯定生怕文章写的不好触怒皇帝，所以宁愿不说。
王文龙摊开稿纸道：“我权且铺就一些文字，大人看看能否呈给阁老。”
徐学聚口中嚼着米饭，就看王文龙落笔飞快，很快在稿子之上写下“守成、遣使、权宜”三个论点，然后又在每一个论点下面开始引申。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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